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：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
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(zhù) 北京出版社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，有着非常丰富(fēngfù)的(de)(de)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(fāngshì)上，本书不囿于文化事项的边界(biānjiè)，也不着重介绍某项具体(jùtǐ)遗产的来龙去脉，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(chūfā)，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，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风土，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，简言之，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 第一章“天下之中(zhōng)”讲地理(dìlǐ)。站在整个东亚大陆来看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第二级台阶(táijiē)与东部大平原的(de)(de)交界线，东北到西南一线(yīxiàn)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，扆山带海，是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，这使得(shǐde)一个多民族的巨大中国必然会将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，所有定都北京的政权，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还是满旗，都从未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，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(déyǐ)成立的基础(jīchǔ)，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，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，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，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，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(lìshǐ)的高歌。 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。地理格局造成了(le)文明(wénmíng)的冲突与交融，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(hóngliú)的中心，自然(zìrán)也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，甚至是(shì)(shì)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，也留下(liúxià)了从长城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(zhànchǎng)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，自圣水（今大石河）往北，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，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，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，这不仅体现在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(mínjiānwényì)和生产生活方式中，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节庆仪式之中。 第三章“大禹治水”讲水利。永定河是(shì)北京当之无愧(dāngzhīwúkuì)的(de)(de)母亲河，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，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，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7、8两个月，这造成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水灾几乎长年不断。治河为王朝首工，抗旱亦(yì)生民常态，遍布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(zhèxiē)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(qiānqíbǎiguài)的龙王故事，我们(wǒmen)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，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集体精神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，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优越的水文条件(tiáojiàn)，在考验人类意志(yìzhì)与智慧的同时，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 第四章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(gēngzuò)。西山如皇居之右胁延展而南，“磅礴数千里，林麓苍黝，溪涧(xījiàn)镂错，其中物产甚饶，古称神皋隩区也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(zài)山河之间耕种蕃育，才创造(chuàngzào)出今日所见的(de)丰富物产与多样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，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，早在距今一万年前(wànniánqián)左右，东胡林人很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，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(zhǔyào)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(hànzuò)作物为主要种植(zhòngzhí)对象，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(shuǐdào)种植。在更难开发的高山上，枣栗(zǎolì)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会，也在近郊膏腴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，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 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矿产。中国以(yǐ)农为本，但西山(xīshān)少有良田，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地层构造，为居住于此(cǐ)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“燕石”而闻名(wénmíng)，房山汉白玉历来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，官办采石地集中在大石窝，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(chéng)的小社会，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制品是琉璃(liúlí)，至少从元代开始，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，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的气度中，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(xiāngbǐ)，煤炭则更贴近(tiējìn)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(sè)。 第六章“洞天福地(dòngtiānfúdì)”讲灵气。西山之内(zhīnèi)有多处洞天福地，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(shì)(shì)灵气汇聚之所(suǒ)，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(xúnxiānfǎng)道和采药炼丹的仙境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，北京(běijīng)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，很早就被视为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(bìshì)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(yǐnzhě)道士入山修行，这并非(bìngfēi)只是文学想象，而是战火灾祸延绵纷扰的时代中(zhōng)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，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(píngzhàng)，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使然，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、访仙，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，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，历代进山访道的人们，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，同时也借神仙之名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。 第七章“西方乐土(lètǔ)”讲宗教。西山多寺，历来为文人所(suǒ)称道，其中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(hànmò)时佛教(fójiào)僧人开始(kāishǐ)进入京西山区，他们中有些接管了汉末世家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，有的则开始在山中勉力经营，到隋唐(suítáng)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，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之间的中介，这(zhè)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，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。辽金时期，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，来自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，构建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 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。庙会在寺庙中进行，但大多无关僧道，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(yíshì)都视为庙会的话，那么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各类(gèlèi)庙会常常(chángcháng)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，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：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，则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(shāngrén)、学者们层垒(cénglěi)而成(chéng)的金顶。 第九章(dìjiǔzhāng)“万千生灵”讲(jiǎng)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典范，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，万千生灵与(yǔ)千万人民一起，在山河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(mànchángsuìyuè)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状态，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，但长期以(yǐ)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，中华文明以灵台囿沼和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，也是造成生态平衡(shēngtàipínghéng)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 作为一以贯之的(de)主旨，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以下八个字来(zìlái)概括：山河永固，人民万岁。 （作者为(wèi)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）